古琴音樂流派的形成，與地域、習俗、師承、傳譜的各異是有著密切的關系。《左傳》記載，楚國琴師鐘儀為晉侯鼓琴，因其濃郁的南國情調，而被認為是“樂操土風，不忘舊也”。可見，早在春秋時期，古琴音樂已出現了南北風格的區別。
初唐琴家趙耶利曾形容當時兩種琴風：“吳聲清婉，若長江廣流，綿延徐逝，有國士之風；蜀聲躁急，若急浪奔雷，亦一時之俊。”這是“吳聲”“蜀聲”在風格上的區別，直至近世，依然十分明顯。可見，地方色彩與地區差別是決定琴樂演奏風格的基本因素。唐人李龜年對此也深有感觸，故他在岐王府邸聽琴，不需見到彈奏者，僅憑耳力便可辨出“秦聲”或“楚聲”。
共同的師承淵源是形成統一風格的主要基礎。各地一些出類拔萃的著名琴家，他們精湛的琴藝和獨特的演奏風格，對琴派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。因而“唐世琴工復以聲名家，曰：馬氏、沈氏、祝氏…… 師既異門，學亦隨判，至今曲同而聲異者多矣”。唐初風行一時的沈家聲、祝家聲，就是根據不同的師承而命名的一些演奏流派。
隨著琴譜的刊傳，琴派的地方風格與師承特點往往體現于不同的傳譜之中。唐宋以來，琴譜的運用日益簡化和普及，為琴派的形成創造了條件。宋代皇家推行的“閣譜”，一度在北宋琴壇居于顯要地位。但民間“野譜”卻不斷反映出琴家新的創造。其中“江西譜”就曾受到許多琴家的喜愛。因此，從唐代的吳、蜀聲到沈、祝聲，再到宋代的閣譜、江西譜，記錄著琴派產生的發展歷程。像明代虞山琴派與初唐時期“綿延徐逝，有國士之風”的吳聲，在風格上是有著一定的淵源關系。但早期的“聲”或“譜”，都只能是琴派的雛形。隨著北宋王朝的覆滅，扎根于黃河流域的漢唐文明的重心開始轉向長江流域。宋室南渡，宋高宗于建炎三年正式定都臨安（今杭州），從而使文人云集、經濟繁盛的杭州，成為當時*的政治與文化中心。*音樂史上*個系統的古琴流派——浙派在此孕育成熟，并產生了像《瀟湘水云》這樣的優秀作品。
從明末清初至近代，琴史上出現的著名琴派，除了宋明之際已有的浙派之外，尚有虞山派、松江派、廣陵派、金陵派、吳派、中州派、閩派、嶺南派、川派、九嶷派、諸城派、紹興派、梅庵派等，古琴藝術呈現流派紛呈的局面。
